古学斌：大家都来做行动研究

#春节特辑.每日一文#行动研究好文推介之二

作者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本文来自"历下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公众号。

做了节选编辑，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一、为何要做行动研究？

二、什么是行动研究？

三、行动研究关心的问题

四、行动研究的基本信念

五、如何做行动研究？

六、强调参与式的过程

七、行动研究的三位一体

一、为何要做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在近些年来备受实用/实践取向的学科和关注行动的学者所重视和采纳，这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主流实证研究的不满有关。今天分享这个题目，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对每个做实务的人来讲，它是非常的关键。第一，社会工作是非常的实操性的一个专业，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实践者觉得学术界生产知识的研究工作通常是由具有研究技能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垄断占据，研究者和实践的行动者是割裂的，学术研究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实务是脱离的，其知识的生产并不能帮助实务界的实际工作。第二，不要说前线的工作者，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也觉得学院的那些东西对自己没什么用，他们发现传统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并未能为政策带来实质性的建议。很多学者每天都是在办公室关起门来做学术，对前线工作人员碰见的困境，其实没有太多的理解，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想象出来的。第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需要更多地对自身服务进行评估，证明自身服务的有效性。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这样做是在回应什么，我这样做是否有效地服务了我的服务对象？自己评估自己所做的整个社会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每个实践工作者，需要提升对自己实践进行自我探究的能力，社工机构需要提升自身对自己实践的研究。不能总是在讲你的项目表现，项目成效，不能只是依靠所谓外来的专家在外面对你和你的工作进行评估。每个做实践的人必须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提供证据，要清楚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论跟理念在支撑你的整个实务。也需要对服务经验进行累积和总结，从而建构指导下阶段服务的实用知识。同时需要对捐款人和服务对象负责。国外现在不断在探索证据为本的实践，就是你要证明你的实践有效你就要拿证据出来，那些证据要基于实践的累积，基于自己实践的累积和机构每一个人的累积。所以，在这个研究下，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希望，自己来做自己的研究。所以在整个学术界有一个转向，有反思力和批判精神的学者开始倡导学术转向，要致力于寻找和实务结连的研究方法，希望研究的结果能够对政策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又能提供为实践和行动带来指导意义的知识，甚至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改善实务，更好的服务地区的社区跟民众。这是我觉得社会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学术界的要求。

二、什么是行动研究？

我觉得做行动研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各家各派各种说法，也有彼此不爽对方的地方。比如很早提出行动研究的学者Kurt Lewin ，是位心理学家，从1944年开始做行动研究，从研究少数族群开始。虽然大家对行动研究没有共识也没有很清晰的一个定义能把行动研究说清楚，但有一个基本的东西，行动研究必须是实践跟研究结合在一起，到达实践和研究合二为一的过程。我有很多在不同机构工作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做了很多行动研究”，我就让他们说自己的行动研究是什么，结果他们说的，都是我们这个项目做了什么，我们服务了什么。我说这不能算行动研究，你做的实务不等于你在做行动研究，因为你没有有意识的对你自己的实务进行观察、分析、总结、理论提炼，那就不算。研究怎么做？观察、记录、分析、总结、提炼，你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东西有意识的做这些。很多时候做实务不等于做研究，这两者如何结合起来，才是关键，这跟我们传统的研究不一样，传统的研究研究者就是研究者，对别人的东西进行观察、分析，自己其实并不在里面。而行动研究中，你是研究者，同时你也是实践者，两个身份分不开。很多传统的研究者或实务工作者会是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做实务不是每个实务者都在做行动研究，行动研究必须从实践者真实的社会位置进行观察，在里面观察自己的行动、实践，收集资料、分析，这才叫行动研究。那为什么实践者需要做呢？基本上有三种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外来者的行动研究。是研究别人的实践，从观察者和他人的社会位置进行研究，评估，总结和提炼。这种外来者我觉得是坐享成果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到别人的实践里面，问很多问题，然后观察，把人家做的东西总结了拿走，变成他学术文章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从学术伦理上讲是不道德的，这是我反对的。行动研究很强调行动者对自己行动探究的精神，那你是外来者，你是谁？你在哪个位置上做你的研究、这个研究你在里面吗？是你推动的吗？这种外来者的行动研究所书写的东西比真正在里面做的人的书写空洞，他比较难写过程里面的细节，因为他不在里面。第二种是协同行动研究。这种比较像我自己做的行动研究，我来自学院，我们做行动研究的时候，不是从外面空降来收人家的资料就走，而要跟在内的实务工作者一起去推动研究，推动实务，我们跟他们是协同的，我们也在里面。虽然我们不像他们在前线工作，但是我们会陪伴其左右，和他们一起做规划、推活动，或做督导，参与到里面去。只是这个参与度没有他们那么高，我们只是某个时段来，或在规划计划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但推动实务的时候没有像他们一样一直在里面。这种协同的行动研究我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也在参与推动。第三种是实践者行动研究。这是我最推崇的，由实践者来做行动研究，也是最难的。就是实践者在对自我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下所推动的实践，进行自主的研究。我发现实务界其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实践的海洋，可是这个海洋的水却很难流动和传递。比如，年轻人进机构经常会觉得，我没东西借鉴，我借鉴的都是那些没用的书本的东西，机构以前做的经验没法借鉴，因为老的一批做了就做了，或别人研究完就离开了，这些经验没法传递，实践的东西没有被总结和提炼，传不下去。所以年轻人进去以后，需要重新开创自己那一套东西，有意识地去分析和记录自己的实践，积累自己的东西，不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做过了才能进行总结——为什么这一次行动做得好，而上一次会失败？这个经验有没有可以被总结的，如果自己能总结的话，就会对下次的活动有帮助。这样的自我分析，就是对自己工作的探究，这种自我探究能力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做个案，为什么这个个案做成了，为什么那个就不行，原因在哪，我们有总结出来吗？这些实践，有没有在同事间分享和交流？甚至机构内部可以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梳理和分析，让每个人的实践知识累积和沉淀下来。而不是口口相传，口述是难以持续传下去。这些实践的积累，基于实践的更新、梳理和总结能力，能让我们的服务走得更远，工作做得更长久。行动研究本身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过程，探究社会工作可以介入和可以带来改变的方法，以及经验如何被提炼和累积并传递给别人。我做了二十几年的农村社会工作，我觉得行动研究这一套模式、手法是最有效的，通过探究改变现在的制度，打破社会压迫和不公，这是每个人的理想，也是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社会工作就是捍卫公平正义。行动研究的价值观跟我们社会工作的价值观非常匹配，这是我这十几年不断地在社会工作里面推行动研究的原因。

三、行动研究关心的问题

第一，是要问清楚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行动研究，是为了我们的实务做的更好？还是为了改变我们现在的困境，实务做不下去，没法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才做行动研究？谁是研究里面最大的受益者？学者要生产知识、发布文章，我们是受益者，但我们受益的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研究对象，希望跟我们合作的机构也受益。我们得问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做这个行动研究？于我来说，做研究首先让我自己得到成长，通过行动研究，我会看清自己，在行动里面我是怎样的，我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状况等，我会看见，因为我在里面。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团队，为什么这个团队有矛盾，这个矛盾根源在哪里，这个矛盾可能跟谁有关系。当你在行动研究中，你在里面，看见自己，看见团队，你就是在成长，就是在受益。第二，是科学，我们不要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研究，那些所谓客观、所谓科学的东西是没有的。价值中立跟客观的研究，在研究人的社会里是一种不可能的社会研究。那种模仿自然科学，宣称自己可以做到的，其实是唬人的，不可能。在价值中立的研究里，只要你宣称自己做社会工作，就不可能，因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价值意向非常清楚的专业和学科。当你说我就要捍卫社会正义，你的价值观就是很清楚的，哪来的价值中立？怎样的研究伦理也是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做研究不能产生伤害，不能因为做行动研究，造成社区里面的文化、关系被破坏，不然就不要做。还有包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做研究，谁来决定选择什么策略，研究的主体是谁，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都要问清楚。四、行动研究的基本信念
有学者一句话总结行动研究，就是改变的研究。因为行动研究的过程，伴随个人改变，邻里改变和整个社区的改变。我们在农村做行动研究，也是在竭力帮助农村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但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地希望农村变得越来越好，而是与当地人一同行动让他们希望的改变发生。这个改变的过程依托着实质性的对个体的关怀，是培力赋能的过程，会非常强调向当地民众学习，并相信在相互学习的过程，我们和当地人都会长出自己的力量。

五、如何做行动研究？

用行动研究如何推动我们的工作？从做好诊断开始。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1993年左右，那时全国都在做扶贫工作，政府不断地提倡扶贫，我当时还是硕士生，参与了香港某基金会的工作，到中国少数民族做扶贫工作。那时我很讨厌扶贫这两个字，就感觉当地人是需要和等着被救助的人，所以那时我们不说我们在做扶贫工作，是说发展工作。我们主要工作地点在贵州黔东南州一个偏远社区，基金会当时的扶贫策略是从女童教育入手，因为我们认为中国贫困的根源跟教育有很大关系，并发现在地的女童很多都没有机会上学，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非常明显。这个发现就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叫问题诊断。是通过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并到当地进行探究之后发现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回应女童上学的问题，进一步了解女童多没有机会上学的问题和需求所在。分析确定需求之后，就开始筹款开展行动。到1997年，我从英国读完博士回来再去贵州的时候，发现很多女童读着读着不读了，我们项目给的钱白给了。且除入学之外还发现很多其他问题，跟贫困成因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于是我们一起对前期工作做总结问题，探究为什么项目做不下去。并决定启动行动研究，重新对问题做诊断，再看清楚。因为最初我们用的手法是传统的访谈、问卷的方式了解相关方的意见，做需求评估。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女童不读书背后的深层原因始终没有出来。直到我们重启调查，用了深入到她们的生命历程和她们的生活中去的方法，我们用做个案的方法、用做口述史的方法之后，才明白她们的困境到底在哪里。做口述史和需求评估有什么关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口述史真的有不可想象的力量，让那些被隐藏的声音被听见，那些弱势群体、那些边缘的声音被听见。而讲述出来被听到也是赋能的过程。我们和当地人一起去做，用参与式的方式，向当地人学习和当地人在一起做。这个过程没有这么容易，有时候还会打回重来，我们做了十几年，就是在不断地对行动进行评估进行验证，通过这个过程来总结、发现我们的干预路径和策略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调整。过程中的研究、行动、评估、反思批判如绳索一样紧密联在一起，一个周期结束后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周期，需要设计新的行动，再来回应新的问题。是一个很动态的过程。

六、强调参与式的过程

行动研究有很多派系，我自己比较强调参与式研究。即第一，在地民众必须参与到研究过程中，他们成为我们的伙伴和研究者，和我们一起操控整个研究过程。比如在贵州的行动研究过程里，我们就做到了和他们一起操控整个过程。第二，是专业研究者必须服务在地合作者，我们和他们一起做项目设计，包括资料收集、分析和最后的传播。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参加和参与不一样，像外来专家做规划时把当地的群众拉进来参加，这不是参与。做行动规划的时候我们一起找到行动一起做规划，才叫真正的参与。项目自主权在他们手上，由他们去推动项目。我们一年只去几次，了解中间的困难协同他们应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就是研究过程的协同者的角色，是介绍研究方法、分享研究经验、协助他们获取各种资源推动社区往前走的角色。社工最核心的是培育组织，培育人，要让当地人有拥有权，让他们觉得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而不是到最后是社工一直在做，当地人只是被动的参与者，你推他才动，或你推他也不动，就麻烦了。参与非常重要，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觉得我们要避免那些跟我们价值主张相违背的东西。我在社区工作中几乎不用问卷调查，我觉得问卷调查违背了民主参与的精神。问题是你设计的？答案是你设计的？有些问题并不是他认为重要的问题，答案也不一定是他觉得的答案，都是你设定的，哪有民主？

七、行动研究的三位一体

行动研究对我来讲是研究、教育和行动（实践）的三位一体，其中有一个部分非常核心。村民为什么会动，他的思想改变了，才可能动。我没有做城市社区的经验，这是做农村社区的经验。如果居民的思想没有转变，他们不会动，会始终抱着等、靠、要的心态，项目永远是你在推，做不长久。所以必须转变他们的思想，而改变意识的话就跟教育分不开，不做教育提升，意识怎么会改？我们做那么多培训，都是为了提升意识。巴西有个教育学家，做了很多成人教育的工作，他在拉丁美洲的很多社区做，针对社区妇女，情况跟在中国边缘山区没有两样，她们同样都不识字。但做妇女识字的工作不只是扫盲那么简单，其实难点是做意识转变工作。如果你在贫困地区工作过，会发现一开始接触她们的时候，问她们意见或者是推她们行动，她们的反应都是，跟你说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贫穷，我们什么都不会，这是当地根深蒂固的意识，带着这样意识的她们是被动的，你想去推动是没法推动的。比如你碰见的群体都说自己命苦，你怎么推动，你没法动。所以得让她们知道自身的遭遇不是命苦，而是各种不合理的文化，性别不公的背景造成的，所以没有机会识字。当她看见是外力而不是命苦造就了她的境遇，她会找到新的动力，改变的力量。做成人教育做意识提升，就是让当地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到今天这个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在重新看见中获得改变的力量。做行动研究就是培力，就是让当地人掌握自己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社工经常谈优势视角，优势视角也是资产为本的视角，我们做灾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视角非常重要。2008年地震之后，我和中山大学一起进入灾区，如果不用优势视角，恐怕连我们自己都没法动，只是看到当地什么也没有，一穷二白。是优势视角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一点光，我们尝试去看到，看到人的优势和能力，看到当地妇女懂得川绣，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资产，那一刻我们就激励妇女，说她们可以来刺绣。我们第一时间成立了刺绣小组，让妇女自救。因为灾区最麻烦的是，人们看不见希望，看不见生计来源，看不见下一刻往哪里走。那一刻我们发现她们的优势并第一时间鼓励她们刺绣，让她们看到了生计来源，也重启了生命动力。有些妇女当时真的完全没有动力，两个孩子遇难，孩子没了，没有丈夫，没有房子。遇到这样的妇女时，我们能给什么？能推得动吗？但是到现在我还跟那些妇女有联系，我们在四川还有项目，她一直执着于要把孩子生前画的画（在废墟中找到的）绣出来，成了她生的希望。于是我们支持她们绣儿童画，就在她们住的山洞里，妇女集中起来一起绣，形成一个支持网络，集体疗伤。我们通过优势视角看问题，因为优势视角可以带来希望。坦白说，我们的服务有限，能带给人的就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能力，看见生活的希望，然后有动力往前走。人没有希望是走不下去，但希望从何而来，就从他们身上，从看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中来。
新年快乐！